宋仁宗赵祯不算是个牛气的皇帝：第一，他没怎么开疆拓土；第二，对于发展经济，似乎也没有什么高妙的改革思路。然而，宋仁宗却被视为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之一。原因何在?或许就在于他懂得“自守之道”。

       宋代有个制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意思是国家的事无论大小，都要经过以宰相、御史为代表的行政、司法系统的讨论，皇帝不能独断专行。

       宋仁宗一直敬畏着这种制度。仁宗很喜欢张贵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想做宣徽使(类似于皇家总管)，张贵妃给仁宗吹吹枕边风，仁宗满口答应。可仁宗的决定在“廷议”时没有通过。过了段时间，张贵妃再次提出要求，仁宗也再次答应。那天朝上，仁宗果然下旨任命张尧佐做宣徽使，谁知包拯坚决反对，说：“这个动议不是早就否决了吗?皇上您怎么可能推倒前议?”包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仁宗只好收回成命。

       对此，宋仁宗内心里未必没有不满，但他真正可爱的地方在于始终信任并竭力维护这种皇权监督体制。

       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叫太监进来给他梳头。太监见仁宗怀中有份奏折，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仁宗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有歌伎舞女，升官了，还会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削减，岂不太过分了?”仁宗没有作声。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仁宗说：“对，朕准备采纳。”这个太监自恃是皇上宠信的人，便发牢骚：“倘若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听到这话，仁宗立即起身呼主管太监入内，将梳头太监及29名宫人清退。皇后问：“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非多余，为何将他削减?”仁宗说：“他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宋仁宗重自守之道，在于他对国家前途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在仁宗看来，个人的一些事能否办成不是特别要紧，真正要紧的是不能办错天下大事，让国家陷入危境。

      南宋陈亮《中兴论》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有人劝宋仁宗独断专行。宋仁宗如此回答：“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联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这也是说皇帝办错事比较难改，臣下办错事相对易改，还是讲“宪度”、尊重“廷议”制度为佳。

      仁宗的自守，不是无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其实暗合了古人所说的“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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