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民主与法治如鸟之两翼。

去年夏天到今年春天，浙报集团先后三次组织“00后近看民主”活动，吸引全国50多所高校200余名学生深入浙江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场。他们走进民主法治村、实地参与协商、对话代表委员，沉浸式感受民主细节，溯源“法治浙江”建设，亲身体验社会治理活力。

通过活动，清华大学学生汪莹深切感受到浙江民主法治实践的鲜活、管用，她说：“民主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真正扎根泥土、紧密联系群众、与中国国情息息相关，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透过浙江这扇窗，串联起一个个鲜活的场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美好画卷跃然眼前。

时间追溯到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八八战略”中强调，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2006年，在习近平同志提议下，省委作出建设“法治浙江”决定……20年来，浙江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手抓法治建设，一手抓基层民主，以法治强保障，以民主聚力量，筑牢基层社会治理基石。

从建设“法治浙江”到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高地，浙江走出了一条经济先发地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之路。

杭州市临安区上田村共享法庭现场。通讯员 陈德慧 摄

法治之力，破解治理难题

要围绕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作为推进“法治浙江”建设的切入点，使“法治浙江”建设一开始就惠及群众，让群众感受到实际效果。

——2006年4月25日，习近平在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上的报告

乘公交地铁、逛博物馆图书馆、申领社保补贴……如今，凭借一张社保卡，长三角区域的居民可以共享一体化的便利服务。去年10月1日，《浙江省推进长三角区域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规定》正式施行。这意味着，以社保卡为载体，长三角居民服务“同城待遇”有了法治保障。

20年来，历届浙江省委坚持把建设“法治浙江”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基层生动实践。

立法是法治的基础。浙江健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工作机制，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

全国“放管服”领域首部综合性地方性法规、全国首部医疗保障领域综合性法规、全国首部公共数据领域地方性法规、全国首部快递业地方性法规……

一部部与百姓民生福祉、全省改革发展密切相关的地方性法规相继出台，其中20多部在全国具有首创性、辨识度。

今年1月，省人代会全票通过《浙江省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条例》，并于3月1日起正式施行。对浙江近300万中小微企业来说，这次立法是定心丸，也是大礼包。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提出，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民营企业在市场的大海中弄潮的同时，也较早遭遇很多成长的烦恼。浙江，善用法治方式为民营经济破难护航。从2020年的《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出台，到今年被列入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浙江紧盯一个“法”字，为民营企业家打造了一个有规则、有预期、有未来的营商环境。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省工商联主席、省商会会长王建沂说。

当下，三个“一号工程”正深入推进，在深入推进“法治浙江”建设过程中，浙江加快构建现代政府治理体系，在全国率先启动并先后实施4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开展“四张清单一张网”“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深化数字化改革，建设“掌上办事之省”“掌上办公之省”“掌上治理之省”。

正在建设法治中国示范区的浙江，被公认为全国法治化程度最高省份之一，成为“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群众和企业获得感最强”的省份之一。

浙江大地上，公平正义的法治之光，照进群众生活的日常点滴。

“一根网线、一块屏”就能打官司，几年前在全国还是新闻的“共享法庭”，如今已遍布浙江城乡，2.7万个共享法庭覆盖100%的镇街，截至今年5月底，已累计指导调解40.17万次，化解矛盾纠纷30.83万件，以“小支点”撬动社会“大治理”。

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主任、省委法治浙江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褚国建认为，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区，浙江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回应发展中率先遇到的问题，“法治浙江”建设系统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有效保障浙江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发展。同时，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一体推进平安法治建设、夯实基层基础，凸显出法治的治理内涵和制度优势，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贡献了大量的浙江经验和浙江智慧。

后宅街道立法联络站，居民们讨论反食品浪费法草案。共享联盟义乌站供图

人民民主，回应民之所盼

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

——2002年12月3日，习近平在浙江省暨杭州市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最近，义乌市人大代表、浙江望朔律师事务所主任何必文如约来到直播间。这个由人大代表担任主播的直播间不带货，而是专门征集群众对各类法律法规草案的建议、开展普法活动。

一头连着基层群众，一头通向最高立法机关。3年前，义乌市人大常委会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设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也是浙江首个“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为此，义乌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一支上万人的立法信息采集员队伍。

“你可以在直播间里看到民意和立法擦出的火花。”作为立法信息采集员，何必文代表深切感受到群众对立法工作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比以往大大提高。

截至目前，这一基层立法联系点收到各部门和个人提交的意见建议3600余条，梳理后上报全国人大共2461条，其中170余条意见建议被27部法律吸收采纳。

如今，浙江迭代升级人大代表联络站、立法基层联系点，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单元。

人民民主，激发的是广大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基层民主创新实践高度活跃，涌现了温岭“民主恳谈”、后陈村务监督委员会等众多原创性民主实践经验，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

20年来，浙江在贯彻落实“八八战略”的过程中，全面加强省域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实践，有力地促进了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率先形成了同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人民民主相契合的省域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2022年，浙江在全国较早提出“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高地”的目标。

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何显明认为，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萌发地和先行实践地，浙江肩负着打造“重要窗口”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使命，有责任也有条件在全面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上继续发挥好先行示范作用，积极探索和创新基层民主的实现形式，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融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实践中。

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高地建设中，浙江进一步激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新招不断。

不久前，浙江人民建议征集“浙智汇”应用正式全面上线，群众只需登录相关平台或直接扫码，就能对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生活等提出意见建议，并实时转送各职能部门办理。更多群众建议成为党委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参考。

“人民至上”理念深深镌刻在浙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中，回应民之所盼，凝聚民智民力。

在海宁市马桥街道先锋社区幸福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们怡然自得，安享晚年。这个中心的落地得益于2020年在街道举办的第一场养老专题“民生议事堂”协商活动。“3年来，我们把协商办成了‘连续剧’，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海宁市政协马桥街道委员履职小组组长甘朝标感慨地说。

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全国首创、发轫于嘉兴海宁的民生议事堂，已覆盖全省各乡镇（街道），围绕与基层群众利益攸关的议题开展协商，促成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成为基层群众协商议事、推进基层治理的有效平台。

杭州市余杭区小古城村，小古城村、潘板桥村、漕桥村、求是村、桥头社区等四村一社区书记进行“樟树下议事”。记者 戴睿云 摄

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治

基层矛盾要用基层民主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重要原则一定要把握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是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基层民主越健全，社会就越和谐。

——2006年10月11日浙江日报《之江新语》栏目《基层矛盾要用基层民主的办法来解决》

夏日傍晚，大樟树下，村民围桌而坐热烈讨论，上方悬挂着“樟树下议事”的牌子。这不是茶余饭后的闲聊，而是杭州市余杭区小古城村基层民主协商的生动场景。

2005年1月4日，习近平同志来到小古城村调研，嘱咐村干部要“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服务好三农”。从那年起，小古城村牢记嘱托，探索出共商共建的“四议六步”民主议事工作法。小古城围墙改低了、村庄变美了、村民富了。2022年，小古城村集体收入突破千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2760元。

小村之变的背后，是浙江基层治理创新激发的活力。

民主和法治，寓活力于秩序，寓秩序于活力。20年来，浙江通过民主与法治两手抓，既充分激发群众广泛参与的治理活力，又让基层社会行稳有序，使每个社会细胞健康活跃。浙江人民在火热的基层生活中，摸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带着烟火气的基层民主实践。

衢州市柯城区上洋村的村规民约馆里，10个版本的上洋村村规民约整齐陈列。“这就是我们的治村秘笈。”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岳华自豪地说。

10个版本的村规民约，每次修订都须经过村民、党员、代表、村两委等层层商议，最终经过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逐条表决通过后生效。“大家的主人翁意识越来越强，遇到问题共同解决。”黄岳华说，这些年村规民约“种”进村民心里，村子也收获了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荣誉。

今年5月，浙江在全国率先办了件大事——出台《浙江省村级议事协商规范指引》，对村级议事协商怎么议、议什么等，作出了详实规范和指导。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成为浙江城乡治理的鲜明特色，“浙江之窗”展示出“中国之治”的魅力。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郎友兴长期关注浙江基层民主实践，他表示：“这些创造性的基层实践，展示了独特魅力，并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地方性方案’，也为全球治理与发展提供一种方向性的借鉴。”

基层民主法治越健全，社会越和谐稳定。越来越多起源于浙江的“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

宁海在全国首创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36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武义后陈村村监会制度，写入《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桐乡“三治融合”实践，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四五”规划纲要……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基层实践，走出一村一域，走出浙江、走向全国，不断丰富完善新时代城乡治理经验。

民主，为法治奠定基础；法治，为民主提供保障。这些年，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深入浙江基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中，浙江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在省域层面推行公民法治素养提升专项行动的省份。

凝望乡村，浙江在全国率先聘请法律顾问，如今“一村一法律顾问”全覆盖，带来基层治理嬗变；全省高标准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已建成省级以上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4880多个。

放眼城市，针对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浙江探索协商机制，推动了新就业群体由“治理对象”转变为“治理主体”。民主法治理念不仅落实在重大事项上，也落实到了基层治理细微处。

广袤的浙江大地上，一幅以民主与法治为亮丽底色的社会治理图景，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正展现着“中国之治”的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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